农健插画
“我们的内鬼侦查员在号子里讯问完，被收买的紫藤‘内鬼’马上就告诉家属。”2024年9月13日，巷杀以证人身份参加紫藤巷杀人案再审的人案庭前会议时，退休刑警杨生庆如是离奇说。
从2003年10月2日案发至2006月5月警方宣布破案，内情紫藤巷杀人案先后成立四个专案组，个专历时两年七个月。案组该案《侦查终结报告》如此描述破案的警界曲折：“几经反复，益增暗昧，内鬼三起三落，紫藤险成悬案。巷杀”
用一位专案组成员的人案话说，这个案子最后能破是离奇个“意外”。
然而，内情数名不同阶段的专案组成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均表示：此案原本并不难破，只要正常侦办，翼城县公安局就能破，用不着成立那么多专案组。有专案组成员甚至认为，如果不是“人为因素”，这个案子当天就能破。
在第四个专案组的骨干成员杨生庆看来，紫藤巷杀人案久侦不破、破案时仍留下瑕疵、犯罪嫌疑人翻供，都与“内鬼”有关。
杨生庆接手该案后，先后刑拘了三名县公安局的警察或协勤，其中两人被判刑。但在他看来，此案“内鬼”远远不止这几人。
案发时的临汾市公安局局长、分管刑侦的常务副局长和刑侦支队长，以及翼城县公安局局长，后来皆陆续因贪腐落马，公开信息中并不涉马朝晖案。
据《新京报》报道，2024年12月19日至21日本案再审庭审时，检察员强调，本案侦查工作受到严重的人为干扰，侦查机关内部人员故意包庇、盗窃等行为，给办案造成了极大困难。
2003年10月2日晚，临汾市翼城县计生局干部马朝晖死于家中，身中49刀。其家位于北关村紫藤巷，此案亦被称为紫藤巷杀人案。在该案侦查过程中，马朝晖妻子李慧及其情人李文浩（以下简称二李）两度被逮捕，并被判刑。（相关报道详见《紫藤巷杀人案再调查：为何疑罪21年》，案件时间表详见文末图表）
为破此案，警方先后成立四个专案组。据警方一份前期《调查报告》，案发次日，翼城县公安局就成立了由局长吉绍文为组长、以刑警大队一中队为主的专案组。这是第一个专案组。
一个月后，临汾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常务副局长段波到翼城开会，确定由市县两级成立专案组。这是第二个专案组。
据《调查报告》，案发次日，市县两级公安局的技术人员一起勘查了现场。按县公安局技术科指导员贾红生后来接受调查时的说法，让市公安局勘查现场，是其同事提出来的。他觉得有道理，并请示了领导，领导随后联系了市局。
“当时考虑到李纯泰是北关村书记，是当地的名人，死者的母亲是人大副主任，李志华是（县公安局）技术科的，常小林和李翠仙既是同学又是情人关系。”贾红生在笔录中称，“这一点大家一点就通。”
李纯泰是李慧父亲，李志华是李慧哥哥，李翠仙是李慧大姐，当时是北关宾馆总经理和县政协委员，常小林是县公安局技术科科长。
贾红生承认，他们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案子不一般，并且马朝晖被杀可能与李慧有关系。
据相关证言，临汾市公安局两名干警到翼城后，被安排住在了北关宾馆，次日的案情分析会也是在这家宾馆开的。
据李翠仙后来供述，10月3日晚上，常小林就到宾馆向她透露了案情。
“那会儿各局的局长和社会上的朋友都过来看我……当天晚上，我在李慧的房间见过常小林最少两次……他说，根据现场勘查，他认为这起案件是情杀，可能就是小不点（李慧）干的，因为李慧穿的裤脚上有血。是在穿着过程中形成的……”
——摘自李翠仙2006年4月9日笔录
作为案发现场，马朝晖家当晚就被县公安局封了。马朝晖母亲李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因为担心有人破坏现场，她特意安排了一名亲戚守在门口，结果撞上常小林半夜进入现场。这名亲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，常小林当时试图拿走一条深颜色的裤子。
案发时，李毅任翼城县人大副主任，其丈夫是县审计局副局长。
警方在案发次日现场勘查时，发现了一件沾血的黄色风衣、一条沾血的黑裤子和一只鞋底沾血的坡跟拖鞋。由于毛发等重要物证丢失，这些衣物成为破案的关键证据。
后来在接受专案组调查时，常小林承认半夜去过现场，但辩称是去收衣服的，以免下雨被淋湿。不过他承认，借参与现场勘查之机，偷拿了一份马朝晖与李慧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。
李翠仙的一份口供中称，常小林把那份离婚协议拿到北关宾馆，给了李慧，“李慧接过去就撕了”。
此外，据常小林、李慧、董昀以及证人的笔录，案发第二天或第三天，常小林安排董昀，把刚冲洗出来的现场勘查照片从照相馆取出来，直接送到了北关宾馆，给李志华、李慧等人看了。而当时连办案民警都还没看到现场照片。
常小林后来接受调查时承认，其行为属于徇私枉法，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在感情上对不起李翠仙，就想“救一下李慧”“报李翠仙的恩”。
《调查报告》中提到，在此案侦办过程中，“从社会到公安机关内部，出现了许多复杂情况”。
案卷材料显示，2003年10月4日，即案发第三天，翼城县公安局对二李监视居住，为期6个月。根据相关规定，未经公安机关批准，被监视居住者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，也不得会见他人。
然而，案卷材料显示，二李行动看不出有任何限制。按李文浩后来在法庭上所说，他在一家宾馆只呆了一个多星期，警方就让他回家，然后他就上班去了。李慧则跟家人、常小林等人经常碰面，常小林曾多次向她透露案情。更奇怪的是，作为犯罪嫌疑人，二李在监视居住期间也曾不止一次见面。
杨生庆2006年接手此案后，曾注意到上述反常。据他介绍，有知情民警向专案组透露，其实县公安局没有对二李采取强制措施，案卷中的监视居住手续，是后来看到事态严重了，因害怕担责任而补的。
案发后，县公安局一名民警负责调查李慧。后来在接受专案组调查时，该民警称，作笔录时，李慧几个姐姐和董昀多次去他办公室，导致询问多次被中断。
董昀当时是县公安局技术科协勤民警，与李慧一家关系密切。后以包庇罪被判刑十年，出狱后一直在申诉喊冤。
按上述民警笔录，他记得李慧是到公安局满24小时后离开的，至于谁让她走的，他记不清了，有没有办法律手续，他也不知道。
李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第二天早上，她去公安局了解情况，得知李慧被放了，办案警察告诉她，县委书记转述市人大一名领导的话说：双方都是受害者。后来她去问县委书记，后者否认说过那个话，“我说走，咱去问办案的人，他说哎呀，她（李慧）也是受害者，她不是你儿媳妇？我说我儿媳妇是重要嫌疑人！”
当时的县委书记刚到任，半年多后，其便因贪腐落马。
时任翼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徐运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案发次日，县委一个重要部门的副部长就找过去，让他们“谨慎点”：“意思是不要控制人家，问问就行，另外我们当时也没证据。”
徐运生在第一个专案组中担任副组长，是上述民警的直接领导。按徐运生的说法，第二个专案组成立后，他就不再是副组长了。
上述办案民警后来接受调查时称，李慧的监视居住期满后，由于受害人家属一直告状，当时的专案组曾打算把李慧变更为取保候审（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）。该民警对李慧说此事时，“李慧当时就火了，说你们凭什么给我办取保候审？我要是杀了人，你们就逮我！”
看到李慧这个态度，这名民警去请示领导，结果没多久就接到看着李慧的民警电话：“李翠仙去了，很生气，把李慧领走了。还说让局领导给她说。”
据现场勘查笔录，马朝晖家的院子里和客厅内，均发现有大面积的擦拖血痕，门庭角落还放着一个带血的拖把。
